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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重就轻遮遮掩掩，推卸责任毫不含糊，民进党败选检讨没提蔡英文******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民进党“九合一”败选检讨报告终于出炉，罗列了疫情、通胀、论文案、“黑金”以及“抗中保台”失灵等败选原因，认为民进党在青年与中间选票上的流失是这次地方选举挫败的主要原因。但报告通篇没有提蔡英文和台“行政院长”苏贞昌，被批根本就是避重就轻。

　　“抗中保台”牌失效归咎俄乌

　　民进党败选检讨报告共10549字，摘要版3843字。据台湾《联合报》29日报道，检讨小组召集人郑文灿称，在疫情方面，内需型中小企业、观光旅宿业、一般商家受冲击最大，当局通过纾困振兴方案在前两年虽发挥作用，但第三年的补助金额及适用对象是否忽略最基层产业、商家需求及民众感受，可能成为纾困振兴成效未能彰显的主因。与此同时，购买境外疫苗、自产疫苗、疫苗分配等议题也成为在野党抨击重点，无形中让民众结合生活经验，从疫苗攻防的混乱情况获得较多对民进党不利的信息，进而影响选战。关于“抗中保台”牌失效，郑文灿归咎于俄乌冲突，称台湾民众对安全关注度提高，引发兵役期是否改变的热烈讨论，难免会让在野党顺着“抗中保台”口号负面操作，制造“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的恐惧，且俄乌冲突造成国际通胀，影响到人民生活感受。他还声称，选战过程中“黑金”议题扭曲了民众对民进党的印象，也冲击选情。

　　值得关注的是，前新竹市长林智坚的论文抄袭事件，蔡英文要全党力挺，但检讨报告根本未出现“蔡英文”3个字或“党主席”字眼以及她须负的责任。郑文灿对此未回答，仅表示检讨报告中已把这些诚信问题等标示清楚，包括采取立场有哪些不足及停损点设定、对选票造成影响等。林智坚28日晚在脸书发文称，败选检讨报告中他是唯一被具名提及的人，他愿意承担责任，也再次向民众与支持者“表示最深切的歉意”。

　　“抓一些稻草人来打”

　　“绿营败选检讨报告笑死人”，国民党“立委”赖士葆29日称，这份报告没有诚挚究责，甚至还检讨起了在野党，变成一篇不痛不痒的剖析报告，完全不见政治责任，也不敢碰触蔡苏。他嘲讽说，报告“抓一些稻草人来打”，简直是今年年终最大的政治笑话。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林家兴表示，民进党败选至今行政部门竟然仍未改组、苏贞昌仍未下台，令人感受不到其反省的决心。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邱臣远直言，这份败选检讨报告避重就轻，并未深入探究原因且反省，像是给民进党支持者和同温层看的。

　　就连绿营内部也不认同。民进党“立委”何志伟29日称，这份检讨报告只是走个形式，民进党应该思考未来要做些什么，未来的展望是什么。民进党前副秘书长、“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称，从蔡英文时隔745天才允许记者提问，在回应要不要为处理林智坚“论文门”道歉时大打太极就看得出来，她根本无意检讨，更别说道歉了，“民进党真能写出像样的败选检讨报告才怪”。

　　民进党前“立委”沈富雄29日直言，若他是审查者，这份报告他会直接退回，不打分数，因为“党团、媒体、侧翼，都没点名”，也不敢动蔡苏。他更形象地以“验尸报告”的方式，分析这份败选报告。沈富雄说，败选的民进党就像一具尸体，郑文灿是要厘清“死因”的病理科医师，“解剖死者”后所写的验尸报告就是这份检讨报告。结果报告发现，“死因”是跌倒造成的大腿骨骨折没接好，“死者”自己也没注意，最后引发并发症去世，却没有追究医院救治的责任以及为何在这么多人中偏偏是“死者”出意外。

　　蔡英文难辞其咎

　　不少岛内网民大骂“完全不提全党挺抄袭，检讨个鬼……这报告一点用都没有”，还有人说，“不敢检讨蔡英文，这份报告就是废文一篇”。

　　《联合报》29日称，“九合一”惨败一个月后，民进党检讨报告出炉，虽然点出“黑金”问题严重，却不见党内哪些人是其中代表，列出“论文门”是败选主因之一，却对于党内最高层级、被舆论视为罪魁祸首的蔡英文和苏贞昌的责任只字未提，“如此自缚手脚的检讨报告，真的切中要点了吗？”文章称，蔡英文虽然在开票当天辞去党主席，但她的责任岂可随辞职而一干二净？更遑论苏贞昌至今留任，到底为无感施政负了什么责，对忽视民众感受负什么责？民进党若在大败之后仍执意捍卫蔡英文，恐怕写再多检讨报告也难拾民心。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